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 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