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拉动重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最近做出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重新出现，从过去的经验看，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显著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0.67，1991-1993年则上升到1:0.9。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继续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但如果只从工业部门看，按当年汇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亿美元工业产值能耗为4.8万吨标准煤，我国1990年为7.3万吨标准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为其服务产业比重比我国高出一倍以上，服务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是工业部门的1/3-1/4，所以服务产业比重大就使平均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

    3、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涨；这与近20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现在年进出口总值约4000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长8个百分点，到“八五”期末，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到已经超过3％，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0％。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7％，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在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到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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