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碍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80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权，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九十年代“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的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增长转到集约化轨道上来，却事实上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的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800-2000元，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地方工业化阶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