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搞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不搞像我们这样公开的比较集中的思想教育，而且也缺乏像我们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花了很大本钱，但在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方面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士可以自我标榜是生活在“自由国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国家放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引导，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但也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相应的消极后果。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好比一个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很自由，但也很无奈。似乎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人为这种状态负责，也不必指望这种状态给自己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宗教中，从一些民间组织中，寻找生活的指导。西方国家中传统宗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或准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民间的成人教育或培训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而且，人们也自发地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吸取一些思想的营养。但是，不用说，所有这些思想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比如邪教组织，他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也向人们提供和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却很可能把人们引向邪路。当自杀事件发生后，或类似的其他事件发生后，国家才开始出面处理，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并无可挽回了。如果事先对人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这似乎又容易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古代起我们就有注重道德和政治教化的传统，我们党也一直重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使我们始终认为党和国家负有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人民群众也没有怀疑党和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简言之，这是一种共识。对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传统，一些西方人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