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一代大师。直至今日，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仍时常提及上述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作过的研究，特别是Skinner的“刺激—反射”或“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主义理论和Piaget的“认知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席重要领地。
　　近3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习得”理论的心理语言学家和学者。他们包括：Barrett(1995)、E.Bates(1976,1979,1995)、J.B.Cleason(198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95)、L.Bloom(1970,1973,1991)、P.Bloom(1990,1993,199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91)等人。在他们当中，Barrett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过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95)则从语用知识的获得、儿童认知与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假设、个体区别与语言发展等角度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Cleason(1998)在其《心理语言学》（第二版）一书中则从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儿童言语感知的发展过程。R.N.Bernstein是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人。仅在1984～1995的11年间，他就发表了6篇专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学术论文。除上述外，L.Bloom(19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别从“语法与语义的连接”、“儿童的无主语语句”、“语言发展的语法连续性”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决定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儿童晚期词汇发展的专家。他不但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儿童语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儿童语言中的句法区别”一文中提出“句法与语义映射”理论，为以后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参考。
　　　　六、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come  to  die"；北京人讲的“旮旯儿”很多南方人也听不懂，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但牵涉到“语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发展的空间。赵元润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师，伍铁平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