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为统一语言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理论在关键问题上保持的一致性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更值得提及的是，Garrett对在言语失误4个方面有规律的特征的归纳不但为其后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在言语失误的研究领域，另外三两个值得提及的人是Lashley、Levelt和Maclay，因为他们分别在“语言行为与大脑构造”、“言语失误的监察与自我更正”和“言语支吾和口吃现象”等的研究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独到见解。特别是Maclay有关“首字母对调”(spoonerism)的研究和发现，为后来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当然，Levelt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言语失误的自动更正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言语计划”和“言语信息生成”的阶段划分方面也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究，其成果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颗不小的璀璨明珠。
　　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8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8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7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71)提出其“话语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88)、MacLay(1982,1987)和Stemberger(1985)等人提出了与“轨迹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从而使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关语言习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语言习得”是一个老的话题。在这方面，Fodor(1975)、Piaget(1926)、Whorf(1956)、Halliday(1977)、Brown(1958)、Chomsky(1968)、Lenneberg(1967)、Skinner(1957,1969)和Brunner(1966)都是来自心理学和语言学并共同从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