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还是一个半月内宣判？这也是明显的行为标准不明确。又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法院对六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类设置法院权力的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还能找出很多。这里的“可以”的标准设定，都是不科学的。“可以”是权力性的规定，这类规则不是为行使权力的人设置的，而是为其他不特定的人设置的，是要求其他不特定的人不得做出干扰权力人行使权力的行为，违反都要受到一定的组织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法规则。上述规定法院“可以”做出什么的那类法规则，对法院没有约束，法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但从立法意图上看，这些行为本来就是应当要求法院必须去做的。所以科学地设置这类标准，是规定法院“应当”做出这些行为，而不是“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再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㈠、㈡规定的两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标准过窄：“伪造、毁灭证据”而无需达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阻止证人作证”而无需“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就足以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了。该条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所施加的压力也明显偏低，不足以抵销这些行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危害后果。对上述这类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情况，也应在诉讼法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二、立法失误之二：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对诉讼法的立法投入较小。修改的思路：加大修改诉讼法及制定和修改相关法规则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系统法学认为，法的功能是一定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微观上看，人们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处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要么是法所禁止的，要么是法要求必须去做的，其余的，则是法允许人们自由地做或不做的；从宏观上看，所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包括它的形成和存在、发展和变化、进步和倒退，均以法为依据；而其他任何行为规则都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执法活动也属于社会活动，任何社会的执法活动也象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依据着法进行的。因此,如果执法活动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那根源一定是它所依据的法存在缺陷,而不是执法人员道德教育欠缺,更不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欠缺。
孟子有句话，叫做“徒法不能以自行”⑤，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法不能自己运行起来”，引用这一名言的言外之意，多数是“再好的法没有人来很好地执行也是没有用的”。这种理解和使用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这里姑且不论，但这种观点却是个很普遍、很流行、很严重，因而对我国的立法影响甚大的认识误区，因为它把执法的人和执法活动当做法的规定范围之外的事情了。法的功能是能够成为“行”的依据，而不是“自行”，法从来就不能“自行”；执法活动看似是让法“行”起来的活动，其实，法并没有“行”，而是执法人员（本文特指司法人员和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而“行”。执法人员的“行”与普通人的“行”没什么两样，都是依法而“行”，并不是超脱于法之外让法“行”起来。执法者对实体法执行得好也罢，执行得不好也罢，都是执法者依法而“行”的结果。例如：执法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情况的普遍存在，是没有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行羁押期限、办案期限的法规则，有的是规定在诉讼法当中的这方面的道义信条，执法人员依法而不是依道义信条而“行”，当然会“行”出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普遍存在的结果；占有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根源在于这些人员进入执法岗位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科学的执法人员遴选的法规则，依据当时的法规则，素质低下的人员是可以进入执法岗位的，“组织人事部门”依据这样的法规则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