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给了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以按这些规定办案和不按这些规定办案的自由的。
在三大诉讼法施行以来的实践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合议制合而不议、陪审制陪而不审、执行难、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出庭作证等违反诉讼法规定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有学者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刚修改后，“博得国内外一片赞誉”，“但高兴开场后，就是一桶冷水”，“在实践中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非常可悲的现象”②。通过以上应用系统法学中法规则的概念对我国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鉴别、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可悲现象出现的根源，不在执法，而在立法。我们总在抱怨“重实体、轻程序”，其实正是在程序法的立法中，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法规则的概念，致使程序法中的许多规定蜕化成了道义信条。对社会生活中派生出的如此重要的司法生活、执法生活，只有道义规则的约束，没有法规则的约束，怎能不让人们“轻程序”呢？如果在实体法中，也只规定“不得杀人”、“不得盗窃”、“不得贪污”之类的行为标准，而不规定杀人、盗窃、贪污等违反行为标准的人应由哪些人对其施什么压力，那人们还会“重实体”吗？现在，在有关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中，许多人提出了要求增加律师在场权、沉默权③、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④、公益诉讼等规定的意见，但如果我们这次仍然不能把这些很好的意见表现为法规则，而只表现为道义信条，那修改后的诉讼法还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还会出现第二次先喜后忧的“非常可悲的现象”。
形成了法规则的概念之后，解决上述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在立法上将三大诉讼法中只规定了行为标准的那部分条文，在诉讼法中或其他法律中补足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使它们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成为真正的法规则。具体来说，第一，在《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中的惩戒、任免、辞退、法律责任等章节中，为一般的违反程序方面行为标准的行为人规定一些统一的压力。考虑到程序的重要性，最小的压力应不小于降级处分，比如：审判人员第一次违反程序、结案超期，哪怕只超一天，只要不符合行为标准，承受的压力最低应是降级处分；第二次违反程序，即使是违反其他的程序，如作为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等，也应承受免职的压力。这看似过重的压力，其实是正好能与行为的危害后果相抵销的。第二，对重要的程序，在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规定应受到的压力。比如，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中直接规定，对自诉人的起诉既不开庭审判，又不裁定驳回起诉的责任人，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予以免职；在相关条文中直接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经法庭传唤，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官应对其施加拘传和罚款、拘留的压力。第三，考虑到三大诉讼法是控制执法活动（本文特指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诉讼活动的，它在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位置更为重要，根据我国现行的体制，对法院、检察院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对警察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检察院。对各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负责人，施压者也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
此外，三大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还存在着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问题，这也需要在诉讼法的修改中加以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这里的“辩论终结”，是一证一辩的辩论终结，还是法庭审理的辩论阶段的辩论终结？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底应在一个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