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罚金的确定，1997年刑法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1）仅仅规定对单位科处罚金，但对于数额没有限定，例如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第393条单位行贿罪等；（2）明确科处罚金的数额。此种科处方式依据数额计算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确规定罚金的数量，例如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187条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等。另一种是以犯罪数额为基准，按比例科处罚金，例如第175条高利转贷罪、第180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191条洗钱罪等。
四、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应重视和完善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1、应加强对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和实践，从立法上建立和完善单位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
要完善单位犯罪立法，笔者认为，第一，应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的概念，科学地揭示出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使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严格区分，以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
第二，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先于1997年刑法颁布的，在刑诉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和对单位应采取的强制措施。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单位犯罪的有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引入具结保证、他方担保、限制登记、冻结财产、限制经营、缴纳保证金等强制措施，以区别于针对自然人所采取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
第三，我国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处罚规定尚待完善。如前所述，我国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采取了一般规定（双罚制）与特殊规定（单罚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对绝大多数的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单罚制。与外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刑罚的种类相比，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处罚方式单一，从宏观出发，不利于有效遏止单位犯罪。
第四，借鉴我国刑法中对于自然人犯罪所采取的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和相关行政法中的停业整顿、扣缴、吊销执照等行政制裁措施，创建我国的单位犯罪资格刑处罚制度，以此加大对单位犯罪的制裁力度，又可以起到预防犯罪，以儆效尤的作用。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还需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为体现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应统一规范单位犯罪诉讼主体的称谓。二、由于单位住所地不同于自然人居住地，应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地域管辖以犯罪地管辖为主，以被告地为辅；以先立案法院为主，以主要犯罪地法院管辖为辅。但是单位犯罪有其特殊性，其犯罪地往往不限于一地、涉及面广，以犯罪地为管辖地不太现实。有些学者和司法界人士主张对单位犯罪，由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但是由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一方面可能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犯罪地取证。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以单位注册地法院管辖为主，以犯罪行为地法院（包括单位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管辖为辅较为合适，有利于对单位犯罪案件的侦查和审判。
2、应加强对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关于单位犯罪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单位犯罪的发生。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法不责众”、“为公是过不是罪”等错误认识，造成单位特别是单位决策机构和负责人缺乏对单位犯罪的警惕和应有约束。受到查处时，一些上级领导和上级机关还为之说情，充当说客，纵容和包庇单位犯罪，甚至阻碍对单位犯罪的查处，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建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必须知法、学法，用法、守法，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用法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
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加强对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也反映了非自然人犯罪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