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朱某的账户上。应林女士要求，银行当即“纠错”，直接将朱某账户上的钱划给了林女士。朱某认为银行越权划款，将银行告到法院。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银行败诉，返还朱某16.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败诉后，银行把林女士诉至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承担败诉损失。8月2日，集美区法院判决被告林女士败诉。
（二）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的协助风险
由于我国现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法院执行人员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加之各地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某些执法机关为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滥用权力，违规办案，也是银行发生协助法律风险的一个原因。
1997年10月27日，A市建行营业部（以下简称A市营业部）应a企业的申请，承兑了一笔金额为100万元，收款人为b公司的商业汇票，后该汇票经两次背书转让后被d公司取得，d公司持该票到D市农行（简称农行）申办贴现，并做了背书，D市农行在汇票到期日向A市营业部提示付款时，被告知，该票据已被A市法院裁定停止支付，故拒绝付款。D市农行遂以票据纠纷为由将b公司、d公司和A市营业部诉至D市法院，要求上述三被告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另由b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1999年D法院判决A市营业部支付票款及票据到期日至付款日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后该判决虽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但至此A市营业部已支付差旅费及诉讼费近2万元。
党的十五大坚定而又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各级政府也相继提出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的口号。然而极少数公务人员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用法来治”,“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政府运用“法”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国家、治理老百姓。这种观念令政府以治者自居，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像法治并不否认人的作用一样，人治也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人治是仅仅把法作为一种治民的工具，当主人觉得这件工具不顺手甚至碍手时，可随时弃之不用。这里面既有特权思想在起作用，更有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工具论”在作祟。
（三）银行与申请协助的执法机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协助风险
受现行体制的束缚，我国立法体系也存在颇多漏洞，较为突出的是19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该法第30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自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施后，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构成银行协助的有效依据。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既不属于法律（此处为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或履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而根据宪法和法律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该条例第28条第七款却规定：“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纪检机关可以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可以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若依规定提供协助一旦被执行人发难，将使银行和法院处于尴尬境地，危及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开始大举登陆我国金融市场，它们也将面临这一问题。此类问题若不解决，势必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再有一类并非是体制造成的立法漏洞，也可能给银行带来协助风险。比如执法机关违规办案引发协助风险的案例中，A市法院依据b公司的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停止支付被申请票据票款的裁定并无不当，A市营业部执行该停止支付通知书亦无不妥，但问题是《票据法》规定：“汇票付款人承兑汇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