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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二、一项关于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调查设计及被调查者情况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选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