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计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月。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学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员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班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龄：24到38岁占21.1％，39到48岁占45.0%，49到62岁占27.8%；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级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职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理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个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贸，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学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类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分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