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